[13]他对如下两种规范加以区分：原则和规则。
[5]自由主义认为宪法是自然状态下人们为了自我存在的需要而缔结的，国家在本质上是宪法构建的产物，是为了克服人性弱点而存在的。宪法守护者应当具备良好的智识基础和法律实践技能，这不仅有利于强化守护者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形象，而且有利于形成系统的宪法守护文化和传统。
就像守护山林的人，如果没有配备猎枪和狼狗，侵入山林的人肯定会肆无忌惮，无所畏惧。联邦大总统得临时将本法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五、一百一十七、一百一十八、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及一百五十三各条所规定之基本权利之全部或一部停止之。最后他抛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宪法政要在于广大公众使得宪法在政治上活跃起来。[27]例如：1954年《宪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三十一条第三款，1975年《宪法》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1978年《宪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以及1982年《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和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都明确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德国国事法院不同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国情也不同于英美的司法国。
例如，德国《魏玛宪法》第19条规定的国事法院（联邦高等法院）[10]，《基本法》中的宪法法院[11]，奥地利宪法第六章第二节中宪法法院，《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七章的宪法委员会，《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六章的宪法法院，《日本国宪法》第81条的最高法院[12]，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和六十七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但是若分开来考虑，他们的权力便化为乌有。监察专员多由议会或政府首脑任命，向其汇报工作。
因此，应根据《宪法》规定的精神，将监察范围扩展到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自治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其他依法行使公共职务的人员。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宪法实施存在的不足，如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地方试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通过宪法确立监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并与党章关于纪委的规定相呼应，有助于国家监察与党内监督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求党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但《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是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范围有限、监督有盲区。
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在宪法中确立的监察权应不同于行政监察权，不从属于行政系统。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明清时改设都察院，并设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要为改革试点成功后全面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创制宪法根据，只能修改宪法【2】。同时，长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等仍然存在，还有待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协调推进加以解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依宪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
我国公务员制度明确了依法履行公职的主体，除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机关、一府两院、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和政协机关外，还包括行政类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或群众团体机关。监察委员会的试点方案已经公布，但是，设立监察委员会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必须获得全国人大或常委会授权，并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南京国民政府采五权宪法，设监察院，主要负弹劾、审计之责，并公布《监察院组织法》。新中国行政监察体制参照苏联建立。
长期以来，我国纪检监察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政府监督、审计监督、法院监督、民主党派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一起，连同检察院查处贪污渎职、失职渎职、预防职务犯罪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有的监督职能边界不清、权威不够、监督有盲区、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增加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秦汉初具规模，中央设御史台。1999年《芬兰共和国宪法》第109条规定了议会监察专员的职责，是监督法院、其他公权机关及国家公务员、公共团体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三）整合成为相对独立的监察权 我国目前权力结构中，对依法履行公职人员的监督，分散于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纪委及其机关、行政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和检察机关等。为保证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古今中外都十分重视监察法律制度。
不同于西方国家分权体制下专员监察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台湾地区五权宪法下之监察权，也有别于我国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审计监督权，且具权威性、相对独立性和准司法性。纪检机关恢复重建后，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领导和/或管理监察工作。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其中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施政的水平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四）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 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下国家机构的改革和完善，绝不是搞权力分立或四权宪法。（二）扩大监察范围 根据《宪法》的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为履行上述职权，监察委员会可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汉代以监察地方长吏为主4）在人大监督下审理的案件如果事后证明是错案，谁来负责？人大不承担责任有违权责统一原则。公平、公正、正义是司法的永恒追求，效率是司法公平、公正、正义至高价值下的低位价值，没有效率的司法也不是公正的司法。
就法官而言，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对公众利益负责及行使司法权相应责任均是其义务，当这些义务发生冲突时法官如何选择？当国家利益与法律规定发生冲突时，检察官如何选择？当当事人的利益与法律规定发生冲突时，律师如何选择？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义务，是合格的从业者，选择特定的职业义务（如律师对当事人负责）是良好的从业者，选择对法律的义务方是优秀的职业者。其二是遵守职业道德，对法律负责，这是社会对法官的职业伦理要求，一个法官如果不能公正司法，就丧失了职业资格。
其表现有：（1）审判机构基本上是对应行政区划来设置的，审判人员的管理也是以行政方式来进行的。而在法治之国中，党对司法的领导必须由指挥式的领导转化为法律的领导，由直接的领导转化为间接的领导。
而在司法主导的社会中，公民人权的危险还可能包括行政的无动于衷和司法的不作为。司法伦理选择是指在一系列职业义务中进行衡平，选择一个最恰当的义务。
法官行政化的直接原因在于物质、政治待遇的缺乏保障，而法官行政化的后果必然是法官的不独立。而聪明的法官，已学会了如何利用审委会去达到既不负错案责任又能实现个人目的方法。司法一元化的含义有：1）知识结构一元化。能够作终级判断的权力，当然应该受到能够随时被否定的权力的尊重。
监督司法是议会的一项特别性权力，如果将之常规化，就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学理矛盾：1）提起程序的随意性违背法治对一切的规束要求。在这几种关系中社会公众利益应受到尊重，司法应受监督，而新闻自由应受保障。
二是性质层面，司法权有六性：被动性表明了其行为性征，程序性表明了其权限与权界，中立性表明了其权格定位，判断性表明了其行为模式，审查性表明了其权能，终极性表明了其效力。我国法官法以法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业务水平、审判工作实绩和工作年限为据将法官确定为十二级是极具官僚色彩的，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提高法官的尊荣，不如说是为了向行政看齐，向军警看齐，其中内涵着明显的刑起于兵之思想底色和深刻的公法等级意蕴。
与司法权的判断性不同，检察权具有命令执行性，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检察机关与其组成人员之间均是命令与服从关系。与司法权的终极性不同，检察权属执行性权力，它最终要接受司法权的裁判。